三个月之后，白支书的病彻底好了，我也当爹了。

　　媳妇给我生了一个大胖儿子，一家人都高兴，只有我一个人心里明白，我又给社会主义造了一个小地主，他的命运将来可能也和我一样。

　　当天晚上，我喝了点酒，趁着媳妇和儿子熟睡之际，把岳母从炕上改造到炕下，嘴里还一再喊着“改造改造改造！”

　　第二天媳妇问我：“你昨晚上改造什么呢？”

　　我淡淡地回答：“我在说梦话吧！”

　　这天，白支书安排我跟她去看一个病人。

　　我老老实实地跟在她身后，来到了村后边老烈属张老太家。

　　提起张家，在我们县也大大地有名。

　　张老太太的老头子早年参加八路，被鬼子打死了，她一共三个儿子，解放前先后把两个儿子送去当兵，一个死在渡江战役，一个牺牲在剿匪的战斗中。

　　剩下最后一个儿子，政府帮他成了家。

　　朝鲜战争爆发了，她又把儿子送去朝鲜，结果又牺牲了，家里剩下两个寡妇，守着这属的荣誉，也成了村里和公社骄傲。

　　每年县里开拥军优属大会，都要请这婆媳俩到主席台就坐，好多机关、学校、企事业单位都请她们去做演讲。

　　老婆子没有什么文化，也说不出什么道道，都是媳妇讲，她在一边喊口号。

　　我爹被批斗的时候，这个老太太也在台上大喊：“打倒地主老财！”

　　下边的群众也跟着喊：“打倒地主老财！”

　　其实，据我爹说，老太太的男人打鬼子的时候，我爷爷还给她治过伤呢。

　　现在张老太住得房子就是我们家的老宅，她自己家的房子早已倒塌了。

　　对这处房子，我很小的时候在里面住过，印象不是太深了。

　　我不知道到这里来干什么，只能跟在支书的后面。

　　进了门，白支书大声地喊着：“张大娘在家吗？”

　　里面没有人应，我们又往里面走。

　　“张大娘在家吗？”

　　白支书继续喊着。“在呢，进来吧！”这时一个女人的声音从里屋传出来。

　　我跟着进了里屋，只见老太太和儿媳妇都坐在炕上。

　　可能是她们被宣传的太厉害了，大人物见得多了，我们进来，她俩依旧干着手里的活，没动地方。

　　白支书还是满脸热情地对老太太说：“大娘，听说你不舒服，我给你请了个好大夫，让他好好给你看看。”

　　老太太看了白书记一眼，好象没听明白。

　　白书记赶紧又说：

　　“我是新来的驻村干部，我叫白丽萍，叫我小白就行。”

　　老太太哼了一声：“原来是白支书啊，你们坐吧！”

　　白支书没坐，我更不能坐，她还是满怀热情地问：

　　“大娘，你哪儿不得劲啊？”张老太太回答：“不是我，是我媳妇，这两天身上不舒服。”

　　“哦，我请了个大夫，给他看看。”

　　白支书说着冲我使了个眼色，我走到媳妇跟前：“嫂子，让我给你把把脉。”

　　媳妇好像有点不大情愿，她一直在听我们说话，一句也没插言。

　　把这个脉我用了足足有三分钟的时间，才从媳妇的手腕上移开已经出汗的手指。

　　从白支书的表情看，她嫌我时间太长了。

　　我支吾着说：

　　“嫂子没什么大毛病，吃两副药养养就好了。”

　　这回轮到我给支书使眼色，我示意出去说话。

　　她明白了我的意思后，热情告别：“大娘，嫂子，我们先回去了，有什么事找我就行，我会经常来看你的。”

　　出了院门，白支书一把拉住我说：“到底是什么病，在她家里当面不好说。”

　　我说：“她怀孕了。”“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！”

　　我说：“她怀孕了！”

　　“你小点声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，如果你诊断错了，可是要负责任的，这可是影响到咱们村、咱们公社的大事。”

　　我说：“我敢拿性命担保，她绝对怀孕了。”

　　那个时候寡妇怀孕可不只是个人问题，领导干部要是作风问题，要丢官罢职，普通就是流氓行为要挂上破鞋游街示众。

　　可她是烈属，人物特殊，传出去就是给党抹黑，是政治事件。

　　所以白支书并没放我回家，而是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里，关上门。

　　首先她宣布这个消息绝对不能让其他人知道，让我管好自己的嘴。

　　其次，她让我替她拿个主意，因为这事儿她既不敢向上级汇报，也没有人可商量。

　　我琢磨了半天说：“如果能把孩子拿掉，这件事儿就可以大事划小，小事划了。”

　　白支书说：“对呀，可是怎么拿呢，谁会拿？”

　　我想了想说：“书上说现在可以手术流产，估计得到省城的大医院才能做，传统的中医也有过一些方子，我可从来没用过。”

　　白支书畏难地说：“到省城动静就大了，我看不行，你就试试。”

　　我说：“这我可没有把握，万一出什么事儿……”她这回倒爽快：“出什么事儿，我担着，还有什么事儿能比眼的事儿更大吗。”

　　听了她这话，我还是不太放心，不是对她不放心，是对我的方子不太放心。

　　于是我说：“这得她配合才行，到时间会流很多的血，应该让她有个思想准备。”

　　白支书一挥手说：“这个事儿你别管了，我会找她谈，自己犯了错误，要是不配合，大家一起完蛋。”

　　我看出来了，白支书是真的着急了。

　　我也不敢怠慢，赶紧起身到镇上抓药。

　　等我抓药回来，烈属媳妇还在白支书的办公室里坐着，眼睛好像刚才哭过。

　　我叫了一声嫂子，就把药放到桌上，然后告诉她怎么煎，怎么服用，注意些什么。

　　打发走了媳妇，白支书长出了一口气。

　　她对我说：“牛大夫，如果这件事儿办好了，你可是为党的事业立了大功啊，人民不会忘记你的。”

　　我谦虚地说：

　　“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是我应该做的，如果我做不好，愿意接受人民的处罚。”

　　在那几天紧张的日子里，我天天晚上到白支书的办公室转一圈，打听一下结果，因为我不能自己去烈属家，白支书就成了义务的赤脚医生，她亲自去指导烈属媳妇孕妇，观察她的反应，甚至陪她一起上厕所。

　　终于，三天后的一个夜晚，白支书兴奋地告诉我：“下来了，好多血，得流了一盆子。”

　　我也暗自庆幸，说实在的，这个方子我真的一点把握也没有。

　　于是，我抑制不住激动地说：“谢天谢地，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。”

　　她说：“你不是说很有把握吗，还拿性命担保，怎么你也担心。”

　　我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是看到你着急，才那样说的，要不然，你能急出毛病来。”

　　她听了这话，感激地看着我，柔声地说：“帮我按摩一下吧，这几天把我紧张坏了。”

　　我开始给她按摩，她像是自言自语地说着话：“下乡的时候，算命的说我有贵人相助，看来算得一点也不错，最艰难的一关终于过去了，我还有什么可怕的……”我一边听一边心里纳闷，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还相信算命那一套，我不是听错了吧，按着按着，我感觉她好像睡着了，可我刚一停手，她就对我说：“别停，继续。”

　　我不得不继续按摩，她接着说：“烈属这件事儿，是咱们俩人之间的秘密，对谁也不要说，这可关系到咱们两个人的前途命。实话对你说吧，我到这个村里来下乡，也是迫于无奈，本来在县城找了工作，可是由于其他的原因就到你们公社来了，公社机关人满为患，我就被派到乡下了。像我这种没有门路的人，也只能下来锻炼了。”

　　听了她的这番话，我心里有点激动，她能对我说这些话，就是没有把我当外人，甚至把伟大事业中个人的实际情况都告诉我了，我一个地主还有什么奢求，只能全身心义无返顾地支持支书的工作，甚至不惜用生命来报答她的信任。

　　见我没说话，她问我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　　我赶紧回答：“我在想，我要用什么样的行动来报答您对我的信任，我一定好好工作，不辜负党和贫下中农对我的期望。”

　　她面带微笑地说：“你有这个认识就很好，这村里，我就愿意和你说话，如果不是你的成分问题……”“你不是说过吗，有成分论，不唯成分论，重在政治表现。”

　　我接过话后，又把话题转了一下说：“烈属媳妇告诉你那个让她怀孕的男人是谁了吗？”

　　她一下子睁开眼说：“没有，她只说是回娘家的路上碰到坏人，虽然竭力反抗，但毕竟打不过男人，所以……”我说：“一般情况下被强奸怀孕的几率非常小，我怀疑后面可能有个男人，如果不及时发现并加以制止，怀孕的事情还有可能发生。”

　　她一听我这么说，示意停止按摩，并让我坐到她的对面，一脸焦急地问我：“那你说怎么办，要不再给她吃点药，让她永远也不能再怀孕，还是向上级报告。”

　　我看她心急火燎的样子，笑着说：“没那么严重，我有一个办法，不知道行不行。”

　　“有什么行不行的，你快说。”

　　“女人犯这方面的错误是因为想男人，我们何不对症下药，就给她找个男人。”

　　“让她改嫁，这可不行，不要说别的，她婆婆那一关就没法过，再者以后做报告她怎么参加，上面问起来我怎么交待。”

　　“你别忘记了我们村还有一个残疾军人，他为了不拖别人，才拒绝组织多次给他介绍的对象。有一个姑娘甚至跑到了他家里，哭着喊着要照顾他，可他还是把人家赶了出去。到现在一直一个人过，如果把他俩撮合到一起，让媳妇带上婆婆，也算有仁有义，三个人一起去做报告，岂不是扩大了我们村的影响。”

　　白书记一巴掌拍到我的肩膀上：“你这个人就是有办法，就这么定了，我先去做做他俩的工作，然后向上级汇报。”

　　我不得不佩服我们支书的能力，经过她的努力，终于促成了烈媳妇和残疾军人的婚事，烈属媳妇要带着烈属婆婆改嫁，残疾军人没有意见。

　　结婚那天，村里敲锣打鼓，张灯结彩，真正举办了一个革命化的婚礼。

　　公社的领导都来了，还有一名县里的领导也参加了。

　　在在众多的客人中，还有一位一开始大家并不知道的新闻记者。

　　我作为一名工作人员，负责接待工作，心里特别开心。

　　因为从内心深处讲，我才是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，不但解决了支书的难题，而且也帮着一对旷男怨女找到了归宿，也算做了一件大善事。

　　白支书作为大红媒，着实被各级领导好好地夸奖了半天，并被灌了不少白酒。

　　我见到她时，她满脸通红的嘴都合不上，好像忘记了场合似的，冲着我直竖大拇指。

　　没过几天，我到从大队部经过，白支书在门口召呼我过去。

　　我来进了队部，她满脸兴奋地拿了一张报纸给我看。

　　我拿过来一看，上面黑字大标题写着，《驻村干部当红娘，功臣烈属接连理》。

　　原来上面写的就是我们村残疾军人和烈属媳妇结婚的事儿，最让支书开心的是还有一张照，是白支书给他们主持婚礼。

　　我也高兴地说：“你上报纸了，祝贺，祝贺！”

　　她也高兴地看着我说：“这里面可有你大大的功劳，如果没有你，我那能有现在的成绩。”

　　我说：“白支书，你可别这么说，你放着城里优裕的生活，跑到我们这个穷乡僻壤来带广大贫下中农搞社会主义建设，我们感激你还来不及呢。再者，没有你的教育帮助，我这个赤脚医生也干不好哇。”

　　听我这么说，她看着我若有所思地对我说：“你的医术这么高明，我想应该把你推荐到公社医院去，更好更多地为人民服务。”

　　“那感情好了，可我的水平真的能到医院里当医生吗？”

　　“绝对没问题，我已经给你在公社宣传过了，那里的院长表示，如果缺人的话，就准备抽你过去。”

　　我有点担心地说：

　　“支书是一片好意，我心里明白，可是谁让我出身不好呢，少不了要给支书添麻烦。”

　　她见我这么说，一拍我肩膀说：“我不是说过，不唯成分论，重在政治表现，你的历史问题我也知道，不是那种罪大恶极的情况，也基本上没有什么民愤，就是当时你爷爷一念之差。”

　　能从支书嘴里说出这番话，我心里简直感激的不知道说什么好：“只要支书有这个心，我就感激不尽了，至于成与不成，我心里永远也不会忘记你的。”